怀念我的老师黄养田先生

《怀念我的老师黄养田先生》

黄养田先生是安徽省内第一批授予的“十大名中医”之一，张文家理事长在黄老离世十年之际写下了这篇感人肺腑的文章。

    我的老师，著名老中医黄养田先生去世已经10年了。10年来，常常想拿起笔写一篇悼念文章，可老先生的和蔼笑容常常那样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竟让人不相信他已驾鹤西去，记忆的帷幕始终不愿拉开，仿佛这样就能留住先生一样。

    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科室，早就知道先生的名望。那时先生是科主任，年事已高，身体有病，一周上两次门诊，我是上了几天班才见到他的。先生国字脸，浓眉毛，本是一副威严相貌，一说话，却是忠厚长者一位。科室里还有几位年资高的医生，大家都尊称他为“老先生”。而病人则称其为“黄老”。先生德高年劭，言语不多，且就诊病人也多，科室的同志每每恭敬地打过招呼后也没有多少交谈的机会，而我才出校门，书生气十足，又生就一副顽皮性格，似乎与先生特别有缘似的，一见面就喜欢上老先生，便吵着要跟老先生抄方学习，居然也就得到允许。从那时起，就与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跟师抄方学习是中医传统而独特的教学方法，老师诊察病人，口述病历、处方，学生在一旁记录，随教随学，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手把手教学”。说起来，我也几乎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了，因为后来虽然也陆续分配几位年轻医生，但那时先生的身体上下楼不方便，只在家里接诊病人。后来，中医学院的王世杰院长来探望先生时，笑着对我说：小张，你可是占领制高点啦，黄老是我们省的名医，你可要将他的医术学到手啊。

  才跟先生抄方时，发现他有个特殊的动作，接过我抄录的处方，他认真地签上名，然后双手将处方递与病人。我有些奇怪，再留心观察以后，真的如此，他对每位病人都是这样。我随先生侍诊认识了不少的“官”：省委书记、市长、政协主席，如果说给他们看完病用双手递处方是对领导的尊重，可哪怕对待一位清洁工人，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村患者，先生也照例用双手恭敬地递上处方，我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，一个小小的动作，那里面包含了多少情义、尊重、亲切、怜惜和祝愿——当时的黄老，是被省内第一批授予的十大名中医之一，拥有多种荣誉头衔：省、市政协常委、市科协名誉主席，且年逾七十，能如此对待普通患者，怎不让我这个作学生的终身铭记！

  先生从来都是为病人着想，为别人着想。那时病人多，每次限号30名，有许多从东门、北门老远赶来挂号的病人，我担心先生的身体，劝病人下回再来，可他却不忍心让他们再跑一趟，总是看完所有的病人才下班。上门诊的日子，他不午睡，怕起床时气喘耽误上班；并从中午起就不喝茶，免得下午上厕所，为的是节省时间看病。常常是看完最后一个病人，门诊楼已是空荡荡了，我扶着先生，一路边走边关灯。我把先生送到宿舍的楼梯口，他因气喘，上几步要停下歇歇，却执意不要我送上楼，挥手嘱咐：“快走吧，天黑了，骑车要小心！”

  在跟黄老学习的日子里，亲眼目睹他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病，如一位章姓尿毒症病人，已被大医院判为不治，劝家人为其准备后事，一个学生带来找黄老，经过先生精心调治，初时由几个儿子架着进来，以后渐渐独自来，后竟奇迹般康复，至今还健在。还有一龚姓年轻女子，也是尿毒症，全身浮肿，眼睛只剩一条缝，其姐姐大老远从内蒙古赶来，托人找到先生，最后不但痊愈，还结婚生了孩子。还记得有一回，随先生去第一人民医院内科会诊，一个患者无名高热，发烧二十多天，找不出原因，医生、家属焦急万分，服先生几副药，居然也就热退神清了。那些年，还跟先生见识了许多少见的病种，譬如嗜食泥土、梦交等。

  不上门诊的时候，病人就找上门。那时住房条件差，没有专门的诊室，一些黄疸患者诊脉，拿的病历、化验单都放在餐桌上；还有一些找上门的传染病人、也不乏衣衫褴褛者，孩子们虽然心里嘀咕，可都知道父亲的为人：医生不能嫌弃病人，只有等病人走后多清洗几遍。在跟先生学习的几年里，无论是学业方面，还是为人做事，都使我终身受益，在我的心里，先生既是德高望重的医学大家，又是如慈父般的长者，有什么话都愿意和他讲。

  跟先生学习4-5年以后，我为了更开阔眼界，想到上海进修，当时的领导不以为然地说，你跟黄老学习就足够了，还用到哪里学！可黄老却非常支持，“学无止境，各家学派都有特长，应该多长见识！”并亲自找领导说情，使我得以成行。先生在学术上虚怀若谷，与西医同事相处极为融洽，大家都非常敬重他。先生一生勤奋好学，手不释卷，医学经典，往往是烂熟于心，同行与学生都知道他是“活词典”，遇有什么争议的问题，他都能从头道来。

  最难忘的是先生去世前的日子。那是1991年，他已78岁了，患有严重的肺心病，每天起床都是喘息半天，除了保健委派车接他去给省、市领导看病外，已不上门诊。全省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灾后，他天天看新闻，关心受灾的群众，8月，他还要坚持非要参加卫生系统组织的为灾民义诊活动不可。9月初的一天，天气有点凉了，看了3个病人以后，他感到有些累，忽又听打门，原来是一位农村妇女，说打听了好久才找到，想请先生给看病。师母犹豫着，先生闻声后让入客厅。他仔细地看好病，依旧是双手递上处方，可送走病人后就躺下了，因为在客厅坐久着了凉，晚上就发起烧来，想不到这竟是先生看的最后一个病人！20多天后，他终因肺部感染引发肺心病，9月27日溘然长逝。10年来，一想到先生的去世竟是因一位至今不知姓名的病人，心里就非常难过，那位病人恐怕永远也不知道：她好了，先生却去了！

  我凝视着先生的遗像——那是一个新华社记者的杰作，他依旧那样亲切地望着我，两旁挂着白色的挽联：“先生之风后学高山仰止，岐黄精术病家有口皆碑”，表达了学生们的无限崇敬之情。回想先生从医六十年，不知诊治好多少病人，可自己却清贫一生。“文革”中下放阜南农村，方圆近百里病人慕名求治，还有从河南赶来的患者。下放几年，每天一、二百号病人，中药房增加到七、八个人抓药，先生真是累坏了！连自己生病起不了床，还躺在炕上给病人诊脉，口述处方。不怪先生回城时，几百名乡亲扶老携幼送了十几里路……。

  古人云，“医者，仁术也”。先生殚精竭虑，毕其一生精力治病救人，却从不考虑索取回报，达到我们后人无法企及的境界，在他的身上闪现出一种“大医精诚”的光辉，先生永远活在病人的怀念里，活在我的心里！